所以爱者，以其有此心也。
[51]《朱子语类》卷十五。但是，正因为生物是天地自然界的根本功能，因此以天地之心说明之。
事事都有个极至之理，便要知得到。这正是中、西哲学的不同之处。道有流行的意思，所谓道体流行是也，在人在物都是在流行、活动即过程中存在的。[29]《朱子语类》卷九十五。观孔子答子贡博施济众之问，与程子所谓觉不可以训仁者，则可见矣。
但是，人类不应是唯利主义者，如果一切都从利益出发而无道德伦理上的指导，人类也无法生存发展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能可持续发展。二、仁者天地生物之心 以生理为性，因而有性即理说，但这只是从一般理论上说，如果深入这一学说的内部核心，我们就会发现，这一学说实质上是讲仁。但《礼运》并未讨论性之善恶的问题，而荀子提出性恶论，就使问题复杂化了。
所谓理，本来就是指分别而言的。[49] 人有私情，故有私欲，这是不言而喻的，因此，他提出合天下之私，以成天下之公[50]的主张，而将宋明儒家所提倡的有公而无私之说，看作是不能实现的美言，也就是只能说而不能做。义理是心之存在（本体存在），人身则是人之形体存在，心不能离形体而存在（这里涉及体用问题，朱熹对此有多种解释，不只是以形而上者为体，在此不论）。这样的欲，就是天理，或者说，天理人欲，同行异情。
[41]《朱子语类》卷七十八。但荀子虽然主张性恶，却不否定情欲，主张对人性进行改造，却没有宗教禁欲主义的说教，这既不同于孟子的性善论，又不同于西方古代基督教的性恶说，确实是一种独特的理论。
在程颢看来，人生而静以上之性之所以不能讲，是因为它不能独立存在，因而没有独立的意义。宋儒衣钵最重要处，就是将道心说成是善的，而将人心说成是恶的，因而有不是道心便是人心之说。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，亡于情之所欲。一方面，情感即是人性之动，就音乐而言，喜怒哀乐等等之情是人心所固有的，凡音之起，由人心生也。
究竟何为公欲，何谓私欲？他的说法不尽相同。在儒家哲学中，命字有二义，即两个不同层面的意义。但由于性与情欲有一种本质的联系，要完全改造人性就不能不涉及情欲，对于这一点，荀子没有提出任何的理论，因而导致后儒对他的批评。寡欲之人，其道德感虽有不存者，但不多。
理智能力是人人都有的，所谓涂之人可以为舜[19]，人皆可以成为圣人，正是指此而言的，不是指性情而言的。[59]《陈风四》，《诗广传》卷二。
[30]《朱子语类》卷十三。这一时期凡是具有批判意识的思想家，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与刘宗周相同或相似的学说，标志着儒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。
他在提出以理制欲的同时，也关心如何满足人的欲望的问题。这一理论，似乎从根本上动摇了天理的绝对至善性，将天理看成是真正自然主义的东西，而且不能没有恶。遂欲达情之说，并没有脱离儒家关于生的学说这一根本传统，但是，形而上学本体论的色彩确实没有了。自己不欲求的，就不要施加于人，自己所欲求的，就要施之于人，这说明欲是好的，不欲是不好的，其前提是人人都有共同的欲，有共同的不欲。[57]《周颂一九》，《诗广传》卷五。但另一方面，他又提出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的主张，强调道德情感对于自然情感的指导与支配作用，表现出他的鲜明的儒家立场，这说明他的情感哲学归根到底是一种道德哲学。
黄宗羲在许多方面继承发挥了他的老师刘宗周的学说，他的议论多见于《明儒学案》与《孟子师说》。中西哲学最大的区别，在情与知的问题上，西方是主知的，中国是主情的。
人心是知觉，口之于味，目之于色、耳之于声底，未是不好，只是危。[37]《孟子集注》卷十三，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第360页。
物至知知，然后好恶形焉，好恶之情并不是与外物相感而有知之后才有的，但必须在与外物相感而有知之后才能实现，即所谓形，这就已经是欲的问题了。藏者必性生，而情乃生欲，故情上受性，下授欲。
盖心之未动则为性，已动则为情，所谓心统性情也，欲是情发出来底。感而有情则必有欲，好恶等等之情必有所应，其所应之处便是欲。私欲并不完全是指私人的欲望，而是与天理相对立的贪欲，这才是恶。性虽然被说成是本源性的，是决定情的，但性毕竟是形而上的、潜在的、未实现的，真正说明性的只能是情，因为只有情才是形而下的、现实的、具体的。
凡此种种，都和孟子以来的传统确有不同之处，但是在完成理想人格这一根本目的上，他们又是一致的。[50]《言私其豵》，《日知录》卷三。
正是在这些地方，暴露出朱熹和儒家对人的欲望有一种谨慎的提防和警惕，当然也就限制了个人创造财富、追求幸福的内在动力。既然发是指情而言，就不能将人心笼统地说成人欲。
既然如此，人还要不要弃恶扬善呢？这就成了问题。但人心，人欲也这句话为什么有病呢？就朱熹本人的解释而言，人心不也是知觉得声色臭味底吗？声色臭味不是同欲相联系吗？朱熹的意思是，按照道心天理，人心人欲之说，就把道心和人心对立起来了，也就是有两个心了，但实际上，人只有一个心，天理与人欲并不是完全对立的。
由此亦可以了解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不确定的说法，比如有时坚持人心与人欲的区别（如前面所引），有时又将人心与人欲混在一起，不作区分。这是一种很独特的理论形态，理性和欲望都未曾出面，出面的只有情感活动。他强调人心不可分析，大概就是指此而言的。[35] 心之知觉与心之所发只是从不同角度所作的解释。
[62] 这样看来，所谓公欲只是一个空洞的名词，其实际意义是指公理即道德理性。性是具体的，也是活动的。
因为人心和道心本只是一个物事，即性之所发，只是所知觉不同，因此，从本源上说都是好的。这不啻是对恶的天然合理性的一种肯定。
音乐是情感问题，因而也是美学问题，但这里却提出天理、人欲之辨，并有将二者对立起来的倾向，这究竟是为什么？ 以天理为人生而静之善性，即赋予人性以先天的道德意义，这本身就是向《中庸》学说的回归，与孟子属于同一传统，而与荀子不同。盖生之谓性，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，才说性时，便已不是性也。